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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中原:寻找批评文体之美

来源:《文学自由谈》 | 朱中原  2019年07月16日07:2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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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要做一部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,我想,最不应当包括的大概就是当代了。尽管今天形成了丰富驳杂的文学批评样态,诞生了一大批学院派文学理论批评家,但今天的文学批评,严格说来,仍然乏善可陈。因为,当代文坛很难说已经诞生了优秀的文学批评文体和文体家。

我以为,文学家也好,批评家也好,首先应当是一个文章家。作文章而能成家,则必因其于文体有造诣。杰出的文章家,即是一个优秀的文体家,而文体家,则须具有优雅的语言品格和卓然的文章风格。

关键是,什么样的语言才是美的语言呢?我以为,首先是必须熟练使用“雅言”。这样的范例,古代如《典论·论文》《文心雕龙》《诗品》《升庵诗话》,近代如袁枚《随园诗话》、俞曲园《春在堂文集》、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、梁启超《饮冰室诗话》,在现当代,则有梁实秋、朱自清、钱锺书、汪曾祺等人的著述。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,但凡稍微读点古今文艺批评著作者,皆可举一大堆。但是,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读,而在于将其应用到文学批评的文本写作中,并自成一格。这就不是读读和说说那么简单了。

当今的学院派教授,随口即能说出一大堆文学理论批评词汇,也能作得一篇考论精详的文学研究论文,但未必能写出一篇优雅的文学批评文章,原因是,他们大都缺乏文章意识和文体意识,不能高超地驾驭汉语,自然也就不能诞生出优美的批评文体。

汉语审美出现了严重衰退。这是无可回避的事实。

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,西方话语模式主导的文学批评横扫批评界,再加上老一代文人的日渐凋零,优雅的批评叙事已然不再,随之而来的,是新式的八股文风。而且,很多文艺批评,早已不谈作品文本,不谈文学语言,而是空谈哲学、思想、文化等。文学的文化学研究,或文学的思想史研究,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成了一种时髦风气。这本不是坏事,因为文学批评本身离不开思想史或文化学,但是,批评中的主体——文学却退场了。很难说文学批评与文学主体(这里所说的文学主体,更侧重于与文体有密切关联的文学语言)的分离是好还是不好,但这其中一定出现了偏差或异化。

我曾写过一篇文章,叫《重塑文艺批评的文体意识》,呼吁文艺批评应树立自觉的文体意识,以文体来统摄文艺批评。具体而言,就是我们现在的文艺批评,也许连基本的语言表达尚不及格,自然就无法建立起自己的文体风格。既不能使用过去的“雅言”,不能写出优美的韵文,写不出《文心雕龙》《诗品》这样的批评文本,也不能将现代白话文写到鲁迅、林语堂、周作人、朱自清那样炉火纯青的地步,又如何能成为文体家?不注重文本和文体,文章缺乏美感,已成为当下文学批评的一个症结。我们吃的是夹生饭,是现代白话加西方翻译的八股式学院文体的拼凑。现代汉语的苍白无力,在学院化的批评文本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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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,什么样的批评文本才是美的文体呢?

说得通俗一点,就是好读,读起来有文采,又见个性,见情感。没有风格、没有个性、没有情感的文章不是好文章。很多人说学术批评不需要情感,需要的是理性。我说,理性与情感不是一对矛盾,而是互补的关系。历史上卓越的文章家和学问家,无不将理性与情感融合得很好,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贾谊、韩愈、苏轼、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。但是,这些都要有一个前提,那就是要具有高超的汉语表达功夫,也就是运用“雅言”的程度。语言不过关,所谓的风格和个性,就是一种炫技,徒逞口舌之快,不会让人体会到美。文学批评,最忌干巴巴的理论说教,它绝不是学院化论文那种死板的理论说教与学术辞藻堆砌,而应该是各种文体的综合,既有文学作品的通俗性,又有学术论文的严密逻辑,还有思想随笔的睿智哲思,也有散文的抒情性,以及杂文的犀利与幽默,但它又不应等同于上述任何一种文体。

依我看,目前的多数所谓文学批评,就是用一堆学术名词和文艺理论话语作武装,一本正经地讲道理的学院式文论。这样的文章,在当今的学报、学刊等核心期刊上几乎随处可见,但毫无文采。这已成为当代学院化批评的一种时髦和弊病,离真正意义的批评文体相差甚远。

所以,相比之下,我反倒是比较喜欢读作家的创作谈。创作谈本属于随笔类文体,但焉知就不能是文学批评?文学批评的文体不是教条的,不是固定的,不是学术八股,不是非得要一本正经说大道理不可。在这一点上,完全可以借鉴古人的文体形式。古代的文学批评文体,可说是体例完备,举凡书札、诗话、丛谈、边跋、笔记、日记等,皆可成文;举凡为文,皆可以品评;举凡品评,皆可为批评文体。

贾平凹写文章,尤其是写创作谈,与他写小说基本是一个风格。他喜用小说笔法和散文写文学评论,写着写着就这样了,说着说着就是这种腔调了。且看他在《老生》后记中的一段文字:

这期间,我又反复读《山海经》,《山海经》是我近几年喜欢读的一本书,它写尽着地理,一座山一座山地写,一条水一条水地写,写各方山水里的飞禽走兽树木花草,却写出了整个中国?!渡胶>防锬切┥剿乖?,上古时间有那么多的怪兽怪鱼怪树,现在仍有着那么多的飞禽走兽鱼虫花木为我们惊奇?!渡胶>防镉兄疃嗟纳窕?,那是神的年代,或许那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,而现在我们的故事,在后代来看又该称之为人话吗?

这段文字本平常,但短短几句话,即勾勒出自己对《山海经》的品评。但贾平凹评《山海经》,非一般教科书那样教条,而是用自己的语言、用自己的审美和思维习惯去品评。他笔下的《山海经》,已经不是那个古老的《山海经》,而是属于他自己的鲜活的《山海经》。他把《山海经》与《老生》融为了一体,或者说,他要写的《老生》,就是一部现代版的《山海经》。我认为这种笔调,比学院派教授的理论诠释要生动、可爱、朴实得多。

作家要有自己的腔调,批评家也要有自己的腔调。没有腔调的批评家,不是好的批评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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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作人是文体大家。

他说,文要简,简短,简要,真实,剪裁,简练,悭吝,简静,丰润??此扑涤镅?,实际囊括了文章的全部要素。他甚至说,简单是文章的最高标准。但世上最难做到的又实在是简单。

知堂先生所言,适用于所有文章,自然也适用于文学批评。汪曾祺和贾平凹继承了这种风格,并将明清小品文文体发挥到了极致。他们的语言文体,也多是趋于简——文简,意简。

简到极致,就是繁难到极致。这是小品文的气质风貌。

周作人的文章有一个显著特征,即浓郁的书卷气,但又没有掉书袋,即所谓有书卷气而无学究气,是文学文体不同于学人文章的重要特征。当然,民国作家大都兼具作家与学者两种身份,而民国时学人的文章也并没有今天学人文章的酸腐气和学究气。

文章需要品格,有品格就必然要讲标准。最主要的标准就是语言品格——能否用“雅言”写作,是文学批评文体是否优雅的一个标志性特征。

我以为,好文章,是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,而不是相反。如何做到简单化?最重要的其实是语言功夫。再好的文章,也是由语言来武装。语言不过关,再好的学问和思想,也会被表达得一塌糊涂,让人失了“食之”的欲望。讲一堆空学理,没人理睬,但你像拉家常一样把文章写出来,那就受听了。关于此,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经验,就是把你自己所写文章,给那些具有中等学历水准的人看,如果他们能基本读懂,那说明你文章基本合格;相反,如果满篇的稀奇古怪的学术词汇,那说明你是在故弄玄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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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体家首要的一个标志,即是文章风格的独创性,是集文章家之大成。人云亦云者不是文体家,只有具有开创性且品格高雅、善用“雅言”的文章家,才能属于文体家。

毫无疑问,梁启超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卓越的政论家和文章家之一,同时也是最卓越的文体家之一。原因是他将文学语言揉入了政论文,将情感裹挟进了说理文,并将之提升到一个高度。读梁启超的文章,好比读三代之《诗经》、屈原之《离骚》、太白之古风,气势磅礴,意味隽永。你以为他是在抒情,其实他是在说理;你以为他是在说理,其实他是在抒情。汉赋是在铺排华美的辞藻,格律诗是在纠结严谨的形式,但李太白一出,全不要这些,而是用回溯古风的形式来狂歌当诗;梁任公一出,又将古风的形式融入了政论中!且看梁启超脍炙人口的名篇《新民说》之《叙论》:

自世界初有人类以迄今日,国于环球上者,何啻千万?问其岿然今存,能在五大洲地图占一颜色者,几何乎?曰:百十而已矣。此百十国中,其能屹然强立,有左右世界之力,将来可以战胜于天演界者,几何乎?曰:四五而已矣。夫同是日月,同是山川,同是方趾,同是圆颅,而若者以兴,若者以亡,若者以弱,若者以强;则何以故?或曰:“是在地利?!比唤裰敲览?,犹古阿美利加,而盎格鲁撒逊英国人种之名也民族何以享其荣?古之罗马,犹今之罗马,而拉丁民族何以坠其誉?或曰:“是在英雄?!比环俏扪抢酱?,而何以马基顿今已成灰尘?非无成吉思汗,而何以蒙古几不保残喘?呜呼噫嘻!吾知其由。国也者,积民而成。国之有民,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。未有四肢已断,五脏已瘵,筋脉已伤,血轮已涸,而身犹能存者。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,而国犹能立者。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,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;欲其国之安富尊荣,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。

《新民说》是政论文章,固不属文学批评,却是典型的批评文本,全然可以为文学批评所镜鉴。虽写“新民”,但从哲学高度,论述新民之由;虽写“新民”,却将人类与地球之公理融于笔端??从腥赵律酱ǚ街涸猜乩碇?,形象生动,气象宏阔,由人及物,由物及地,由地又及人,由此国及彼国,由彼国又及此国,由身体发肤及于五脏六腑及于国民,最后衍生出“新民”主题,可谓举一反三,气势贯通宇宙天地,岂能不是一篇优美的文学作品?又岂能不是一篇优美的批评文本?

可是,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语言翻译一下,却是这样的:

自打世界上出现人类以来,一直到今天,在地球上建立过的国家不下千千万万,但是能够一直延续到今天,能够在世界地图上仍然占有一抹颜色的有几个呢?也就一百多个。在这一百多个国家中,能够在国际上牢牢站稳脚跟,具备影响国际局势实力并且将来可以永存的会有几个呢?也就四五个。每个国家白天看到的太阳和晚上看到的月亮没啥不一样,所拥有的山川和所拥有的河流也没啥大区别,国家里的人也都是一个脑袋两条腿,为啥有的国家兴盛而有的国家衰亡,有的国家弱小而有的国家强大呢?……

意思是一个意思,境界也是一个境界,甚至思想也是一个思想,但韵味、格调全然不同!这样的文字,甚至已然让人失去了阅读的欲望。

这就是“雅言”的魔力所在。

也许有人会说,梁启超用的是文言,而今日用的是白话,自然不同。但是,梁启超的语言,虽非纯然白话,但也非纯然文言,而是传统文言的现代改造;又并非我们今天所说的文白夹杂,而是一种糅合了诸多语言元素的新文体——“新民体”。此种新文体,遍布于梁氏诸多文章著述中。而翻译过来的文章,早已失却了汉语的简洁、优雅、顿挫与韵律之美。

我所关心的,自然不是要不要恢复到文言的问题,而是现代文学批评要不要继承古代“雅言”的问题。我的选择无疑倾向于后者。

今天已然不是文言时代,不必要再写那文绉绉的文言八股。但是,不论时代如何变换,语言总是具有一定承续性的。在我看来,我们应该用现代“新雅言”来统摄文风,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批评文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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